看完这个视频我不禁沉默了,让我想起了18年的春节后,家里人让我去一个公司上班,那个公司跟视频里的有一个特别像,又是跳舞,又是演讲的,我回忆了一下,那个公司的员工基本上是打电话,问一大本电话薄上的各个“客户”,需不需要本公司的产品,当时我跟几个年龄差不多但都不认识的人一起进的公司,那年,我18岁,我甚至跑到厕所,跟家里人打了个电话,我说,这真的不是传销吗?他们说,你不要在那里乱说,虽说是上班,但你最重要的是在那里学习,如果公司让你打电话啊之类的,你也慢慢学,特别是要跟他们一起,学会“讲话”。我现在想想,真是细思极恐,我要真变成这样的人,真就没有未来了(转自我上次在这种“企业文化”视频下评论的内容)。
开头小编说几句:开公司最怕头脑发热,再没有任何业务基础的情况下就立马上项目了,当然了这之间也要分有实力的老板和没实力的老板,在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,足够优秀的创业者才能引领企业成长。至于好的赚钱的项目是不缺的,缺的是能实现项目目标的人才。作为管理者,对于人力、财务、组织等管理经验就要好好学一学了。
中国古人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为三不朽。历史上能当得起“三不朽”的人物并不多,以过去这一千年而言,宋朝的范仲淹、明朝的王阳明、清朝的曾国藩,算是屈指可数的典范。假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,王阳明(即王守仁,1472—1529)几乎可以说是明朝三百年最伟大的人物了。
王阳明小时有神童之誉,但他认为读书登第并非头等大事,只有成为圣人才是做人的头等大事。25岁那年他赴京应试未中,却只淡淡地告诉友人“人皆以不及第为耻,吾独以不及第而动心为耻”。说明他已经超脱了世俗的功名观念,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价值体系。
28岁中进士后,王阳明步入仕途,并于弘治十七年(1504年)33岁时担任兵部主事(大约相当于今日国防部的一个司长)。两年后新皇帝武宗即位,重用宦官刘谨,把戴铣等21人送进大牢。王阳明上疏声援戴铣,却惨被廷仗四十,打得皮开肉绽,再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(招待站站长),手下仅有管理员1人,马23匹。1508年春三月,历经九死一生的王阳明到达龙场。当时的龙场“万山丛棘,蛇兽出没,瘴疠相侵,苗彝杂居”,连个住处也没有,只好在龙岗山腰的东洞“就石穴居之”,并题写“阳明小洞天”于洞口,这便是“阳明洞”的由来。
在经常绝粮断炊的困窘中,阳明恬淡自适,潜心研究易经,得悟格物致知之理,并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和朱熹的“知先行后”说相抗衡,而且在明末传到日本,形成了德川时期十分流行的“阳明学”,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。我们在阳明洞口看到光绪年间四个来访日本人的题字,表达了他们对王阳明的敬仰。
但中国人对“知行合一”反而不那么重视,而且有不少误解。例如孙中山,为了革命的需要,还专门写了一本小书《知难行易》来加以批驳。由于中文一字多用,要辨清所谓“知先行后”、“行而后知”、“知易行难”、“知难行易”等论题,必须要先从“知”、“行”和上下文的关系来判定文意,才能进一步讨论,否则许多争议都是牛头不对马嘴。例如孙中山《知难行易》中的“知”指的是“知识系统”,和一般人“知易行难”所指的“听到了”的知明显不同。
所谓“知行合一”,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。“知”,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。“行”,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。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,“知”与“行”的关系,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,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。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。
1、知中有行,行中有知。
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,不能分为“两截”。他说:“知行原是两个字,说一个工夫”。从道德教育上看,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“知而不行”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,这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,道德意识高不开道德行为,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。二者互为表里,不可分离。知必然要表现为行,不行不能算真知。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,如果不去行动,不能算是真知。王守仁认为:良知,无不行,而自觉的行,也就是知。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。
2、以知为行,知决定行。
王守仁说: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在的工夫;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”。
结尾推荐阅读观点:员工辞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?
当一个工作让人觉得生活无望; 或者从过程看,这份工作在给一个人或快或慢的积累负能量。这个负能量积累到此人的一个心理阀值后,就达成了离职的必要条件。 不说充分条件,是因为实际环境复杂,不是员工个人想走就走的,年终奖等阶段利益啊,人脉啊,title啊,公司阻扰啊,家庭经济环境啊,外界就业形势啊等等,都是成为是否实际离职的考量因素。 但,归根结底,魔由心生。人心不在了,就只剩下了一台被动的工作机器。 |